丝绸之路从东到西横跨甘肃全境，甘肃不仅是古代中国通向西方的门户，也是东西方交往的主干道和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这里东邻关中，西通西域，南通巴蜀，北抵大漠，不仅是人们贸易往来、文化交融的重要通道，也是游牧文化、西域文化的交汇之地，还是连接古代东西方世界文明的枢纽，因而甘肃也被誉为丝绸之路的“黄金段”。
得益于丝绸之路的温润和滋养，古代的甘肃成为我国对外开放交流的前沿地带，是沟通欧亚文明交流的重要纽带，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也留下了无数璀璨的历史文化瑰宝。在历史进程中，西传东渐，中西文化多方位、多渠道地接触与交流逐渐加深，许多出土的文物成为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遗存和重要见证。本期带大家发现丝绸之路上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
（一）旋纹圈足三联彩陶杯 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甘肃大地的先民们就已经开始了东西方之间的交往与交流。新石器时代，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化以陕甘地区为根基，向河西走廊、新疆乃至中亚等地拓展渗透，而西方文化亦顺此通道反向流播，成为当时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首要通道，这条路被称为“彩陶之路”，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对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考古研究发现，从大地湾文化产生彩陶到马家窑文化鼎盛时期，由于受到游牧民族传播而来的中西亚文化的间接影响，马家窑文化中的陶器，如马家窑文化的旋纹圈足三联彩陶杯、条纹鸟形罐等，其纹饰、器形与同时期东欧和西欧的彩陶有相似之处。辛店文化的彩陶纹饰和器形虽受到商周文化的影响，但其器物上的日月图案、畜牧纹饰等，则与中亚、帕米尔地区器物图案相似。
（二）四羊首青铜权杖头
（三）鹰首杆头饰 1976年在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了一件四坝文化的四羊青铜权杖头。权杖头形似橄榄，上下贯通，有圆形的銎孔，器身对称装饰四个圆雕的羊头，羊角旋曲内弯，头微微下俯。四羊的设计精巧细腻，独具匠心，显示出了当时工匠们高超的技艺。无独有偶，在永登县树坪公社也出土了4件鹰首杆头饰。整体造型为鹰的形象，鹰圆目，嘴巴粗短，喙宽厚弯曲，头部雕刻勾云状耳朵和鳞形羽瓣，颈部两侧有对称的方形钉孔。这4件鹰首杆头饰设计简洁明快，造型生动逼真，完美地展现了鹰桀骜不驯的气质。权杖是古代贵族、部落首领或氏族酋长彰显身份、地位和威严的象征，远古时期的西亚、中亚都有权威人士执权杖的习俗。权杖头这一特殊器具在我国发现数量不多，仅在甘肃、陕西、新疆等地有出土。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年代较早的权杖头集中发现于古埃及、近东、安那托利亚、黑海及里海周边地区，时代最早可上溯到距今5500年或更早。我国最早发现的权杖头为甘肃西和县宁家庄的彩陶权杖头，及秦安大地湾出土的汉白玉权杖头，距今5500年—5000年。权杖头的出土，从侧面揭示了甘肃与中亚之间曾有过的文化交流史实。
（四）镂空鞘青铜短剑
（五）玉人形铲
（六）人头形銎铜戟 1972年，灵台县百草坡的西周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镂空鞘青铜短剑。短剑剑身呈柳叶形，剑茎平直，剑脊饰夔纹和斜三角纹饰。剑鞘以回环缠绕的镂空蟠蛇纹构成，蛇身饰细线纹，三角形蛇头，蛇双目凸起，鞘口两侧有一对向背的圆雕伫立犀牛。剑鞘上的透雕装饰与西亚遗址中出土的环形马具上的装饰十分相似，受到了亚洲内陆艺术风格的影响。墓葬群中还出土一件人头形銎铜戟和玉人形铲。人头形銎铜戟，人头浓眉巨目，披发卷须，高耳巨鼻，脸颊有“ ”形纹饰。颈部有椭圆形銎，援基饰一牛首，内部饰牛头纹。玉人形铲，玉人圆雕，长脸，阔鼻，深眼窝，大耳，厚唇前突，双手下垂捧腹，两腿间呈“8”形镂空，发辫虎首蛇身盘成堆髻。综观人头形戟上人物的面貌和玉人的形象，显然不是华夏人的相貌，他们具有欧罗巴人的面相特征，很大可能是属阿尔泰语系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样貌写实。
（七）鸱鸟形金饰片 20世纪90年代，陇南市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中出土了一批金饰片，这些金饰片纹饰多样、数量丰富，做工精细。但当时此地并不盛产黄金，所以对于黄金的来源众说纷纭。后有学者经过研究推测出，秦人约在公元前8世纪或公元前9世纪与西域各国甚至西亚有交通贸易往来，这些黄金极有可能来自于阿尔泰地区。这些金饰片的出土进一步印证了甘肃与西亚之间的交流往来。在张家川的马家塬墓葬中也出土了大量战国时期的金饰片，其中一些金饰片的图案与斯基泰文化和巴泽雷克文化风格十分相似，这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外来的文化因素的影响已经产生。
（八）蜻蜓眼琉璃珠
平凉庙庄战国墓葬遗址曾出土过几十颗蜻蜓眼琉璃珠，这些琉璃珠外形呈蓝色、半透明状，外表有一圈圈蓝色圆点和白色圆圈组成的“鱼目纹”，色彩绚丽。蜻蜓眼是战国时期用火烧制并用镶嵌工艺制作而成的铅钡玻璃装饰珠，珠子上叠加有很像蜻蜓复眼的圆圈。蜻蜓眼琉璃珠最早出现在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大致与商朝的中前期处于同一时代。
（九）条形鸟形罐
（十）翼兽形提梁盉 除此之外，在平凉市泾川县泾明乡还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的翼兽形提梁盉。这件铜盉器身是一只四足翼兽，兽首微微昂扬，兽尾宽扁似鸟尾，四足矮粗，趾爪向前，圆润的兽身为盉的腹部，腹部两侧绘以飞龙为双翼。兽首后颈与短尾之间以条形提梁连接，提梁的首尾处分别铸成龙头和龙足形，盉盖中心装饰一鸟身兽足动物的为钮。翼兽提梁盉整体设计精巧，造型、纹饰融合了多种动物的特征。该器物所用的翼兽形象，学术界普遍认为其原型为西亚神话中的神兽格里芬。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格里芬的形象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前后，就已经出现于两河流域，并向世界各地广泛传播。从器身上的龙纹、鸟纹等纹饰可以看出，这种翼兽形象在流传至中国后都具有了中国特色的艺术形象。 （十一）鸟纹涡纹彩陶罐
蜻蜓眼玻璃珠和翼兽形提梁盉之所以会在平凉发现，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平凉地处丝绸之路东段枢纽位置，是丝路重镇、商贸旱码头及军事要塞，历史上各种不同的民族、宗教、思想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互鉴共生。
（十二）安息铅币正面、背面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平凉成为丝绸之路北线东端的交通要冲和重要商埠，拥有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而在距离平凉130多公里的灵台县曾一次性出土了274枚外文铅饼，这些铅饼直径5.5厘米，厚0.6厘米，重110克—118克。正面有形似蟠螭的浮雕，头有触角，背面阳铸外文字母一周，内有二方形戳记。这些外文铅饼保存完好，而且一次性出土数量如此庞大，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对于铅饼上铭文的解读，学术界说法较多，其中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解读最为客观有据，他认为这些外文应是希腊语中“大王”“王中之王”“伟大”等这一类意思。这说明外文铅饼作为外贸支付手段的货币，不仅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西汉王朝与西域各国经济往来的实物见证。透过这些外国文字，进一步见证了古代甘肃在丝绸之路经济繁荣中的重要作用。
（十三）东罗马鎏金银盘 20世纪80年代，白银市靖远县北滩出土了一件具有鲜明异域特色的文物，东罗马鎏金银盘。银盘呈圆形，鎏金。盘内壁满饰浮雕花纹，分3圈列置。外圈饰勾联的葡萄卷草纹藤蔓，其间栖息30余只禽鸟等小动物。中圈外缘饰细小联珠纹，内周环列12个头像，头像之间以禽鸟等动物间隔，12个头像或为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斯山12神（太阳神阿波罗、月神阿耳忒弥斯、天帝宙斯、处女神雅典娜、海神波塞冬、天后赫拉、火神赫淮斯托斯、谷神得墨忒耳、战神阿瑞斯、美神阿芙洛狄忒、使者神赫尔墨斯、春神帕尔赛芙涅）。中心为一高浮雕男性，卷发无须，身披长巾，右手持图尔索斯杖，杖首为松果状饰物，为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罗马时代又称为巴卡斯，相传他首创了用葡萄酿酒。酒神倚一花豹而坐，鼻梁凸出，侧首张口，颈下戴花环，身上遍布圆斑。盘底圏足内有一行刻作虚点的铭文，铭文年代晚于做器年代。北京大学林梅村教授认为铭文是大夏文，意为“价值490斯塔特”或“价值490金币”；中亚史专家马尔夏克先生释读为“SYK”，推测为器物拥有者的名字缩写。银盘于公元2—3世纪原产于罗马帝国，3—4世纪出口到大夏—巴克特里亚地区并刻铭，4—5世纪左右传入中国甘肃。此件器物的出土地靖远地处甘肃中部的黄河东岸，是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的北道要隘。从两汉至隋唐，此地商旅往来频繁，络绎不绝，银盘的发现见证了千载之前丝绸之路的热闹与繁华。
（十四）三彩凤首壶 1972年甘谷县杨家村的一座唐代墓葬中出土了一件三彩凤首壶。壶为凤首直口，凤眼圆睁，啄张噙珠，神姿英发。壶腹部椭圆，高圈足。凤冠长伸至腹为柄，腹部两面的中央雕塑着凸起四瓣形的团花，圈形器座上还雕塑着垂莲瓣纹，并且精细地刻画出头部额下的毛羽、花瓣的脉络。器身各部位，交错地施绘鲜亮的赭红、黄、青三种釉色，流光溢彩。凤首壶是由外来的胡瓶样式更改而成，在唐初十分流行。三彩凤首壶的造型吸收了波斯萨珊金银器中有鸟盖壶的样式，三彩釉工艺和凤鸟形象则是唐文化的特征。此壶巧妙地把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于一体，是唐三彩造型上的创新，也是丝绸之路商贸频繁的缩影。
丝路漫漫，羌笛悠悠，丝绸之路上承载商队的驼铃声虽已远去，但却遗留下无数璀璨瑰宝的历史文物、文化遗迹，这些珍宝见证了古代甘肃在丝绸之路浓墨重彩的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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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藏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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