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兰州古玩业的百年变迁

汉海典藏

    20世纪20年代以后，因张广建去职，“斯业逐渐陵夷，各肆备货不丰，办货亦不力”。兰州古玩店铺的主要业务之一遂变为替地方收藏家出售其藏品，抽取佣金。据《兰州之工商业与金融》（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一书统计，1935年时，兰州主要的古玩店铺有八家：同兴德、元泰和、德生永、李流堂、天成福、仁义福、春发祥和同茂斋。
    古玩业向有“座商”与“行商”之分，除了上述八家有字号和固定经营场所的所谓“座商”外，据林竞著《西北丛编》载，其于1918年底至1919年初旅居兰州时，南门外兰山市场“卖古玩者咸集焉”，多为所谓跑单帮、摆地摊的“行商”。据当代《兰州市志》载，当年隍庙周边亦为古玩业者聚集之处，“座商”多经营陶瓷器、铜器、彩陶、字画、古籍、明清家具等，“行商”多以经营古币、玉器、杂项居多。

▲民国时期的兰州南关城楼，古玩商贩聚集的兰山市场即位于南门外。引自《新兰州》

    20世纪30年代任职于兰州中央银行的潘益民曾对于兰州古玩业存货情况有如是描述：“间有宋元磁，古色苍然，尚名贵；明清磁则佳者鲜矣。书画以当地名家唐涟、赵冲谷、温虚舟者多，其真迹亦甚可观。”据潘益民观察，当时兰州各古玩店所售西藏佛像、番地佛像以及其他古代铜佛颇有佳者，他曾于某古玩店见到一尊六朝佛立像，高逾二尺，就其铜质、花纹、字迹、颜色观察，“可判其非伪”，“惟索价数千金，只好望望然去之耳。”

    考诸史料，民国时期兰州古玩业之经营重点除了字画瓷器佛教造像等常规品类外，因敦煌文物和彩陶系甘肃特有，故这两类文物也是兰州古玩业青睐的对象。
    据《甘肃新通志》载，张广建督甘期间，因其嗜古，流失社会的敦煌经卷一时洛阳纸贵，成为古玩业的宠儿，“不少无耻官僚引为谋缺工具”。1925年4月，陈万里随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第二次中国西北考察团途经兰州。据其著《西行日记》载，4月5日下午，“往游南门外兰山市场，仅见金县、河州等处出土之陶器可购，惜携带不便。”有一家古玩铺自称“有敦煌经二丈余一卷，以有人持去未见，给价四百元尚未肯脱手云”。4月10日傍晚，陈万里“往中外药房，看出土陶器，索价颇昂，明日当往兰山市场询之”。如其记载无误的话，当年兰州的药房居然也兼做文物买卖，令人感慨。
    4月11日，陈万里早起至兰山市场购得陶器二十余件，识古董商鲜某，同至其家复选得数品。归寓后，古玩业闻风而动，“卖陶器者纷至”；陈万里为同行的翟荫选购数十件，“价值较贱”。次日，“清晨尚未起，送陶器来者已有十余人。”经过检视，陈万里认为甘肃出土彩陶“大小形式种类至多，花纹亦颇繁复”，但要价甚高，“余所欲得之品均以价昂却之”。至于古玩商送来的敦煌经卷“佳者绝少”且“索价颇贵，动辄二三百金”，遂“挥之使去”。

    文物作伪现象，在民国时期的兰州以至甘肃古玩业亦屡见不鲜。20世纪20年代，甘肃彩陶即有赝品问世；陈万里《西行日记》载，兰州古玩业者送货上门的彩陶中，“陶器花纹有假造者，以水拭之即失。” 据潘益民观察，20世纪30年代兰州古玩业经营的名家书画，赝品居多，“如新罗山人、唐六如、王石谷、戴醇士、赵子昂、沈周、仇十洲、恽南田等书画，据予所见，皆不敢信其为真。”1944年3月，史岩考察阳关、玉门关遗址期间，所到之处，古董商人、贩夫走卒动辄以经卷和佛像示之，且索价甚昂，其中不乏伪作赝品。据其所著《阳关采访记》载：“千佛洞遗物何其多也，自皋兰向西，凡佛教遗物，古董商无不曰千佛洞出土。”
    古玩业的功过是非，需以一分为二的眼光客观看待，在此暂且不论。民国兰州古玩业之规模和影响与京沪等大城市相较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其间接助长了敦煌文物和出土彩陶之流散，但斯业之众生相亦为时代缩影，是为不应遗忘的金城故事。

夜雨

张广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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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还是照片呢？